重建世界－－基因工程引起的伦理问题
易象乾博士 文 （注1）
孔果宪 中译
（欢迎翻印、流通本文及网路连接；欲做其他用途，请先连络作者易象乾博士。电邮地址：epstein@sfsu.edu
简介
直到苏联政权彻底瓦解之前，我们无日不面对毁灭人类和整个生物圈的核子屠杀的威胁。如今全面性的毁灭似可避免；然而，核子电厂辐射外�δ�Ω�、陈旧的核子潜艇、某些政权或恐怖份子局部动用战略性核子武器，所造成广泛的破坏，虽然不再是全面的、致命性的，但仍可能继续发生。
一直为大多数人所忽略的，是基因工程对地球上的生命所带来的空前致命性的威胁。除非国际政策能及早作出重大改革，否则维持生物圈的各个主要生态系统，将遭到无法挽救的破坏，而经由基因工程改造的滤过性病毒，极可能将人类领上灭绝的命运。在这些重大变化发生的过程中，人类本身也将在有意或无意间遭到改变，而在多方面都将与我们目前所认知的「人类」 迥然不同。
我们罔顾危险，几乎在一切的领域上全力冲刺。多间最强大的跨国化学、医药及农产品企业的经济前途都把赌注押在於基因工程上。在投注了庞大的资金之後，美国政府如今以恐吓的方式，要挟全世界迅速接受大型企业在基因工程研究和市场行销方面的要求。
何谓基因工程
何谓基因？
基因时常被形容为人体及一切生物的「蓝图」或「电脑程式」。众所周知，基因是按特定次续排列的脱氧核醣核酸 DNA（doxyribonuclic acid），它在蛋白质的制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与一般人的认知及过时的标准基因模型相反的是，基因并不直接决定生物的「特质」，它们只是多种决定因素之一。（注1a）它们提供「成份表」，交由生物的「机能系统」进一步组合。「机能系统」决定此生物未来如何发育。换言之，在多数情况下，某个单一的基因，并不全然决定我们身体上某一特徵、或行为上某一特质。一道菜的风味不单取决於食谱；还得看厨师如何抓菜和炒菜。同理，基因也经由生物自我组织「机能系统」的处理，作复杂组合，在种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而产生身体或行为上的结果。（注2）
基因并非易於识别的，具体的物体。基因在生物体内的作用不单取决於脱氧核醣核酸（DNA）的次序，也包括它在某一特定染色体的、细胞的、生理的和进化的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基因物质的转换，对於一个复杂的生物体内，数以千万计的结构和过程中，其间极度严密控制、整合、平衡的机能，所造成的冲击是难以预测的。（注3）
基因工程是人工修改活的生物体的基因密码。基因工程改变生物基本的物理性质，而有时改变的方式是在自然界中绝对不会发生的。一个生物的基因
，往往是横越自然品种的界限，而被植入另一个生物内。植入後，某些後果能够得知，但大多是未知数；已知的基因工程的结果多为短期的、特定的和属於物理方面的，未知的後果多属於长期的、整体的和心态方面的。长期的效果也分特定（注4）和整体性的区别。
生物工程与人工繁殖的区别
人工繁殖动、植物，加快了大自然中本有的基因筛选和突变的过程，藉以挑选人类特定需求的品种。虽然挑选特定的品种，扰乱了自然界既有的筛选过程，但是所运用的是自然界中现有的方式。例如，繁殖马匹只讲求提升跑速，完全无视纯种马在野生环境中的存活率。在河流中人工养鱼，导致原有的自然生态被排挤於外、而其本身缺乏免疫力、且将疾病传染给野生鱼等问题。（注5）
路德�π�Χ�博班（LuthBurbank）等人培育出各类美味新型水果；戴维斯加州大学培育出适合运输包装的硬皮方型番茄。培育的工作时而出错，杀人蜂（
killbs）即是例证。另外，1973年的玉米枯萎病害，摧毁了三分之一的玉米作物；原因是新培育的玉米品种，极易受常见的叶（�λ�δ�）微菌中，某类罕有变
种菌的侵害。（注6）
生物工程师宣称他们只是加快「物竞天择的」过程，并提高古老繁殖方式的效率。在某些个别情形下，这很可能是真的；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生物工程师所设计的种种基因的改变，在自然界里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做的基因改变，僭越了物种之间的界限。
当前基因工程之应用
以下概述一些主要的新发展。（注7）
（一）目前基因工程的商业用途多属於农业方面。通过基因工程的改造，使植物能抵抗除草剂、杀虫剂、并可直接在土壤中转换氮。经由基因工程的改造，昆虫可直接攻击作物害虫。目前正在研究中的是，是利用基因工程改造的细菌，直接在实验室里培育农作物。同时在构想中的是：领导市场新潮流的，是经由基因工程改造的植物变为化工厂；目前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有机塑胶，即是一例。（注8）
（二）基因工程改造的动物，目前正被开发成为『活体工厂』，用於制造药品，并提供人体器官移植的来源。（经由异种基因转移的过程而创制的新动物，称为「生命异种制版（xnographs）」；异种间器官移植，称为「器官异种移植（xnotransplantation）」。基因工程与「生命复制（cloning）」相结合，带动低脂肪食用动物等的研发，使鱼类也藉增大体型，加快成长速度。
（三）胰岛素和其他许多药物，已经通过基因工程，在实验室中制造。食品工业所需要多种的酵素，包括生产乾乳酪所用的动物胃中的凝乳酵素 （rnnt），已有基因工程生产的形式供应，应用广泛。
（四）医学研究者凭藉基因工程，摧毁携带病原的昆虫的致病能力。他们目前经由基因工程制造人类皮肤（注9），并期待日後能制造完整的器官，以及人体其他的部位。
（五）基因筛检已被应用於筛检某些遗传性的健康状况，至於运用基因治疗来矫正这些状况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尚有其他的研究，着重於直接在人类胚胎内进行基因改变的技术。最新近的研究也集中於基因工程和复制的结合，在所谓「成长系列疗法（grmlin thrapy）」中，基因的改变是永久的，将代代相传。
（六）在采矿方面，目前正在研发经基因工程改造的微生物，将用来在矿脉中提取金、铜等矿物。日後更将有能在「甲烷气」中存活的微生物，「甲烷气」就是令矿工致命的「沼气」。尚有其它经由基因工程改造的品种，已被应用於清除漏油、中和危险污染物以及吸收放射能。目前在发展阶段中。经由基因工程改造的细菌，将可令废物转化成可作为燃料的乙醇。
名家之见
五十年代，媒体充斥着科学奇迹将如何杀死全世界的害虫、消灭昆虫携带的疾病、喂饱全球饥饿人口的好消息，那就是DDT。到了九十年代，媒体满载着有关基因工程未来美景的报导－－处处可见基因工程将如何扫除饥馑，如何消灭疾病等等，但问题在於代价。现陈述以下意见和引证，希望能帮助评估这个主要问题。
诸多杰出科学家已就基因工程的危险提出警告。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兼哈佛大学教授乔治�π�Χ�华德（Gorg Wald）写道：
脱氧核醣核酸（DNA）重组科技（基因工程）带给社会的问题，无论在科学史上或对地球上的生命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重造生命的能力，乃是近三十亿年来进化的结果，现在却落到人类手里。
诸如此类的干预，绝不能与过去种种对生物天然秩序的干预，例如：人工繁殖动、植物，或以诸如Ｘ光等人工的方式，所引起的突变，混为一谈。所有这些早期的程序，都在单一、或密切相关的品种内进行
；而新科技的关键，在於将基因超越目前一切分隔生物彼此间的藩篱…
…而不仅在品种间前後转移所得到的；实质上是形成新的生命，能自我繁衍，故能代代相传，一经创造，就「放虎容易缚虎难」了……
在这之前，生物进化的过程非常缓慢，新生的种类有长足的时间适应环境……如今呢，整批蛋白质於旦夕之间调换成新的组合，而对於生物体本身或是其邻者所造成的影响，却无人能预测。
由於基因工程太巨大、发生得太快了，所以这主要的问题几乎仍未被思考过。在一切科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中，道德问题最为重大。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道德观仍是：自然界中一切可学之物，人类都可以勇往直前、毫无限制地去学习；而重组大自然，并不包括在这份「交易」中
……因为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不但可能是不智的，更可能是危险的，尤其很可能从动植物培育出新疾病，新型癌症，和新传染病。（注10）
卓越的基因学家、有时被誉为现代微生物学之父的艾文�π�Χ�沙格（Erwin Chargoff） 评论道：
・ ……最主要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权力再将更沉重惊人的重担，加在尚未出生的一代。我之所以用「更多」，乃有鉴於核子废物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已经够恐怖的了。 这个时代殃祸跌起，是因为我们需要请「阿斗」来扮行家定大略。还有什麽比创造生命型态的影响更长远？……你可以停止分割原子，停止探访月球，停止使用喷雾器；你甚至可以决定不使用几颗炸弹来毁灭全人类，然而一旦造出一个新型态的生命，就如覆水难收。一旦你制造了一个可存活的大肠杆菌，它所携带的原形质的脱氧核醣核酸（DNA）是结合了单核或多核细胞核质的 DNA 时，它将会活得比你、你的儿女
、你的後代还长久。对生物圈做出无可挽回的破坏。这在过去是前所
未闻，也难以无法想像的一件事，但愿我们这代人不曾造下这个罪
业。[注11]
看来，在进行将一份动物的 DNA 并入微生物的原形质的重组实验时，对其中的过程并不完全认知。在 DNA链上，一个基因与其隔邻的相关位置，是偶然的吗？抑或它们彼此控制并互相调节？……大自然一直以来分隔开的东西，亦即是有核（ukaryotic）细胞的基因集（gnoms）与无核（prokaryotic）细胞的基因集（gnoms），我们却准备将它们混合，这是明智之举吗？
最糟的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这答案。一直以来，细菌和滤过性病原体一直在搞「地下党」，它们对高等生物所发动的「游击战」，还并未被完全�Κ�θ�解。以无核生物来繁衍有核基因生命，是怪胎库里添怪胎，不啻为後代的生命蒙上模糊的面纱。人类智慧的进化已历千万年，难道仅为了满足少数几名科学家的野心与好奇，我们就有权来倒行逆施，走入不归之路吗？
这个世界只是暂借给我们用的－－我们来了，又去了；不多时时间，我们又将大地、空气、水留给後人。这一代人，或者上一代，以精密科学领军，率先对大自然发动破坏性「殖民战争」－－子孙们将为此诅咒我们。[注12]
接下来是相反的意见：两个支持基因工程的着名科学家。DNA 码的发现人之一，诺贝尔得主詹姆士�π�Χ�华生博士（Dr. Jams D. Watson）的观察角度如下：
・ 对於重组 DNA 带来的疾病的可能性，华生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写道：「我不屑一顾！（华生一九七九年：113）。他的立场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灾难危险，在所不惜。他说，学习嘛，就是要这样才行：不到老虎吃你，你怎麽会知道森林的危险？[注13]
这譬喻错在哪？他自己甘愿被吃，那是他的事；他有什麽权利把所有的人一起拖下水，一起被吃？当基因工程制造的（gntically nginrd）生物被释放到环境里，祸殃众人，岂止他一人。
以上的一位杰出科学家的话，清楚地告诫我们，不可倚赖科学界的「学阀」来替我们在道德上拿主意。事关重大，并非所有的基因学家都如此掉以轻心，或是不清楚所冒的风险。不幸的是，见到或关心潜在的问题的人却少数。这并不奇怪，因为有许多人洞察到问题的一些根本，要麽改行，要麽根本不去�θ�μ�这趟混水。而许多人是发现一来可以混碗饭吃，二来名利双收，油水也还不少，所以乐此不倦。
当华生作以下的陈述时，他本身也清楚地见到一些问题：
・ 这「基因工程」事关重大，不能全由科学界与医学界掌控。认为科学永远是进步的，乃无稽放任之谈；令人联想起「如果任由美国商业自由发展，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思想。正如企业的获利，并不一定使人类的处境获得提升；每一个科学上的进展也并不会自动令我们的生命更具有「意义」。[注14]
世界知名的物理与宇宙学家，身兼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卢卡斯」教授（他之前为艾塞克�π�Χ�牛顿爵士《Sir Isaac Nwton》所任之职）的史迪芬�π�Χ�霍京 (Stphn Hawking)，虽然他不是基因学家，却常公开评论基因工程的前景，例如：
・ 主要以「大爆炸（th Big Bang）」和「黑洞（black hol）」理论驰名的霍京，近来致力研究人类如何适应未来的宇宙－－如果真能适应的话。他提出的一种可能：当一个智能生命达到我们现阶段的水准时，就会开始自我毁灭。然而霍京是乐观派，倾向於主张人类将会更改 DNA 以重造人，将人的攻击性减到最低，并赋与我们长期生存的更好的机会。他说：「人类会改变基因构造，从而创造更佳的智能与更强的记忆力。」[注15]
霍京假设人类纵使濒临毁灭，仍有知道再造自我的智能。果真如此，我们又怎会要先濒临自我毁灭呢？霍京是否假设基因控制智商与记忆，而智商与记忆又等於智慧吗？或者主张有一个司智慧的基因?所有这些假设都非常有疑问的。智能只是人之一小部份，一小部份中的更小部份拿来试验，藉以全然�Κ�θ�解身为人的意义，这套思想理论从根本上里就很有待探讨。如果取身之一小部份，以这一小部份之形象进行自我塑造，所得者必然是更小之物，或是对一种严重的人性扭曲物。
先撇开这些问题不谈，霍京的确明白地表示，自然进化已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开始与自己的基因组成结构「过不去」。基因工程标志着：科学从对自然界与自然机制的探讨，到重造自然的转移，这与我们对科学定义的概念大相迳庭。正如同前文举出诺贝尔生物学得主乔治�π�Χ�华德教授所说的：「迄今为止，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学、学、学，学习自然界中一切可学事物，然而，重新架构自然并不包括在这项「交易」内。」[注16]
霍京的见解说明：即使才气横溢的科学家，对科学的�Κ�θ�解无懈可击，也不免身陷科学至上主义的罗网。科学至上主义 [注17] 是指将科学扩张到科学方法的应用�τ�畴之外，并错误地要以它作为信仰基础。科学至上主义，神化科学
，以之作人及世界唯一的真理源泉。
多数的科学研究倚赖人为的、封闭式的系统模型，然而宇宙是个开放的系统，因此，科学数据与自然界的开放系统之间的关联存有先天上的限制。在实验室里看来是事实，在自然界里却不一定正确。[注17a]所以我们无法经由科学的方法论，而全面得知基因的改变对活的生物所可能产生的後果。[注18]
如果我们对科学的�Κ�θ�解，是依据按照科学方法所�Βΐ集的数据，从而成立的假设，那麽霍京打着科学旗号的主张远超过科学的实质。他不自觉地陷入了先入为主的前题，与价值观的罗网中，深深影响了他所作的假设与他对数据的诠释。陷入罗网的不只是霍京，也包括了你我。无论站在什麽哲学立场，科学至上主义是我们文化背景的一部份，因此很难摆脱。我们必须记住，世界之广是远超出我们目前发明的科学仪器所能探测的极限。
霍京的主张至少还是利人的，更危险的，在短期内或许是所谓「蓝图基因」，及其预期的商业用途，以改造基因，来变更我们後代的外表，使能更符合文化的价值观与潮流。当我们改变了我们後代的眼睛颜色、身高、体重，以及其他身体特徵时，我们又怎麽知道还有什麽也被改变了呢?基因，不是只有单纯一对一互应关系的孤立个体。[注19]
一些具体困难
以下几个例子列举基因工程目前所作的尝试，可能会令我们重新思考它所标榜的利益。
基因工程扰乱生态圈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隐忧
・ 当每年已有估计为数五万的生物种类预期会绝种时，任何进一步对生态系统自然平衡的干扰，都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带着全新、非自然组合的基因，拥有独特的能力来扰乱我们的环境。由於它们是活的，能在环境中繁衍、突变和移动，当这些新的生命型态迁入现有的栖息地时，可能会破坏我们目前所认知的大自然，对我们的自然界造成长远而无可挽回的改变。[注20]
曾经有过小水族箱的儿童都知道鱼、植物、蜗牛与食物必须保持均衡，水才会澄清，鱼才会健康。自然生态系统更复杂，运作方式却大同小异。不论我们认为大自然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它都是一个具有自我运作机制和组织的系统。[注21]为了保障这个系统持久延续，这些机制确保各个重要的平衡态的维持。近来，人为的极度环境污染，与其他人为的活动令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吃不消了」。不过，当水族箱出了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学会对自然的警讯变得敏感，知道自己什麽时候危害到大自然维持平衡的机制。我们可以清楚地透视水族箱，但不幸的是，在探测非自然，并且通常是不易观察到的改变这方面，我们的感官有其极限，所以不到广泛的破坏已经造成之前，我们可能不会察觉到对环境严重的危害。
经由「深生态学（dp cology）」[注22]与「盖鄂理论（Gaia thory） 」的引领，环境系统互动与互倚的性质得到大众的认知。[注22a]我们不再认为自然界中发生的事件是孤立的，每一事件都隶属於一个互为因果的大网，也因而在生态系统中有着广泛的後果。
如果我们接受生物圈有自我矫正机能的主张，那麽我们必须检视它们如何运作和它们结构上的限制。加之於生态圈自我组织系统的干扰愈是强，它的自我矫正就愈猛。认为各个系统最後必能克服一切，不论威胁有多麽严重，此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没有证据显示生命与人类的福祉，在这些自我组织系统中占有优先权，也没有证据显示在这些自我组织系统中，有什麽可以与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所可能呈现的威胁相抗衡。为甚麽呢？因为这些系统，从未处理过这些生物，本来这些生物是绝不可能以天然的方式构成威胁的。问题的根本，在於许多基因学家否认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是偏激的、新的、非自然的生命形态，因此在进化已达平衡的生态圈里，没有它们容身的馀地。
滤过性病原体
植物、动物和人类的滤过性病原体，在形成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人认为它们是进化改变的主要因素之一。滤过性病原体具有穿透它们寄生主的基因物质、自我分裂，然後与寄生主的基因物质重组，而产生新的滤过性病原体的能力。新的滤过性病原体再感染新的寄生主，从而将新的基因物质转移给新的寄生主，当寄生主繁殖时，基因的改变就已经产生了。
如果细胞经基因工程改造了，那麽当滤过性病原体进入这些无论是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细胞时，部份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物质可以被转移到新产生的滤过性病原体，再传给这滤过性病原体的新寄生主。我们可以假设，普通滤过性病原体无论有多大的致命力，只要它们是自然产生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都扮演着一个角色，同时也被这个生态系统所管制。当人类将它们带离它们天然的生态系统，就可能引发问题；无论如何，所有在生态圈内的生态系统都可以假设是共有着某些防御的特性，含有基因工程改造物质的滤过性病原体，既然绝不可能来自天然的生态系统，也就无从保证有天然的防御措施来因应它们。因此，它们可以导致人类、动物或植物大幅度的死亡，继而暂时，甚至永久的破坏生态系统。某一种植物突然大量的死亡，这绝不会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这能影响它的整个生态系统。对许多人而言，这也许属於颇为理论上的顾虑，而像基因工程改造的滤过性病原体，会导致人类突然大量死亡的这种明确的可能性，或许较会引起广泛的注意。 [注23]
生物战争
许多国家都在进行秘密工作，发展基因工程改造的细菌与滤过性病原体
，以用於生物战争。国际恐怖份子已经开始认真地考虑它们的用途。要管制它们几乎不可能，因为商用设备与科技很容易地就可以转移为军用。
前苏联解体前有三万二千位科学家致力於生物战争的工作，包括军用基因工程。如今大部份科学家下落不明，还有他们带走了些甚麽，也没有人知道。在他们的研究中较引人注目，也较有发展前途的是以马的脑炎或 Ebola 滤过性病原体所改造过的天花滤过性病原体。在一所实验室里，虽然有最严格的防�τ�规定，然而这些原本从美国军方偷来的滤过性肺炎病毒，还是感染了在建筑物内出没的野鼠，这些野鼠後来脱逃到野外去了。（注24）
也有证据间接指出，所谓的「波斯湾战争症候群」绝大部份的起因，可能来自一个经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战争作用剂，经过一段较长的潜伏期之後开使蔓延。幸而抗生素疗法似乎对这那种作用剂生效用。（注25）当生物一旦被蓄意改造成抗拒所有目前已知的疗法时，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诺贝尔基因学得主、洛克斐勒大学退休荣誉校长约书亚�π�Χ�励德伯（Joshua Ldrbrg）在关怀国际间对生物武器控制方面，一直是众人的前驱；然而当我以书信方式请教他关於将基因工程用於生物战所牵涉的道德问题时，他回答道：「这不跟炼钢的道理一样吗－－钢可以用来造桥，也可以用来造枪；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还有甚麽可讨论的。」（注26） 和多数的科学家一样，励德伯无法认知到，科学研究者对於自己的发明用在什麽地方，是有责任的；因此他未能意识到，孙悟空一旦出了炼丹炉，想再把他锁回去是办不到的。换言之，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自然会导引到为生物战争之用，所以在进行任何基因工程研究之前，应该清楚地评估它在生物战争中可能的用途。许多参与「曼哈顿计划」制造出第一枚原子弹的科学家，在�Κ�θ�解原子战争的恐怖之後，内心反思痛苦挣扎不已。令人惊讶的是，更多的基因学家居然现看不到这两者的相同之处了。
当美国的克林顿总统阅读了有关基因工程被用於生物战争的危险之後，极表关切，并在一九九八年春将民防因应措施列为一项当务之急；然而，他的行政部门，除了最基本的生物科技工业安全规则与限制条款之外，对其馀的一概反对。这样一来，克林顿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一种趋势，即本欲防�τ�之武器制造，变成更容易为他国及恐怖份子所取得。（注27）
植物
・ 新的作物可以与野生的近亲繁殖，或与相近的品种交叉繁殖。「外来」基因可能散布到环境各处，造成无法预期、一发不可收拾的改变。作物与野生植物可能产生全新的疾病。被设定作为携带外来基因进入其他生物的是可超越品种间「藩篱」及压制生物天然防御措施的滤过性病原体，这使得它们比天然存在的寄生菌更具传染性，任何新的滤过性病原体也因此比已知的品种更具威力。
・ 普通杂草可能成为「超级杂草」：植物被改造成抗除草剂後，可能因为太过侵略性，自己反变成杂草；或者它们可能将抗药力传给野生杂草，使之更具侵略性。脆弱的植物可能被逼得绝种，进而削弱了大自然珍贵的生态多样化。昆虫可能无从控制；在令植物抗拒化学毒药的同时，如果害虫也承受了对杀虫剂的抵抗力，则可能引起「超级害虫」的危机。（注28）
除草剂与杀虫剂对乡村的危害可能更甚：由於农人将可无所忌惮地使用这些有毒的化学剂，它们的使用量可能会增加，加重水质污染与土质恶化的威胁。
植物被培育成能自我产生杀虫剂後，可能会害及无辜，例如鸟、蛾、蝴蝶等。包括基因科学家在内，没有人确实知道释放出新生命形态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後果。他们知道上述这一切是可能的，而且是无法逆转的，但是他们仍要贯彻他们的实验。落在他们腰包的是钜富；落在我们手里的却是一个吉凶未卜的新世界－－我们熟悉的世界早已随风而去。（注29）
为了特定用途而种植「基因工程作物」时，既要阻止它们散布到野外，又要阻止它们和野生的近亲互相授粉，而须将它们孤立，这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已经证明（注30）相互授粉的情况，能发生在基因工程种植处一哩之外。人类与鸟兽可能在偶然的情况下将基因工程改造的种子，带往远方，因为已有过有害杂草与异国品种的前科，而运输途中或加工制造厂的�δ�Ω�漏也不可避免。基因工程改造的植物继而可能排挤掉其他与之竞争的植物，从而彻底地改变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将之摧毁。
根据目前美国政府的法规，以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进行实地试验的公司，毋须知会公众，其所试验的生物被添加了何种基因，它们可以宣称为商业机密，公众的安全因此便取决於企业科学家与政府管理人员的判断，而这些人一时为政府工作，一时又为曾归他们管的企业服务，如此轮流着。（注31）通常有学术背景的人，与生物科技公司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注32），而且主要的大学与生物科技企业所订立的合约危害学术自由，并且把专利权交给企业。在各大学日渐倚赖主要的企业提供资金之际，多数的大学科学家将无法在基因工程与公众安全的事务上以独立、客观的专家身份发挥作用。（注32a）
科学家成功实验了将「移转基因」与「标记基因」转移到细菌病原体和土壤蕈类中。这意味着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将进入土壤中散布到土中生长的一切。基因工程改造的物质，可以从植物的根部移转到土壤细菌，而且至少在其中一个个案中，澈底抑制土壤生长作物的能力。（注33）一旦细菌在土壤中自由活动，就没有自然界来抑制它们的扩散。一般性的土壤污染，可以划限和移走污染区（除非污染已扩及地下水）。如果基因工程过的「土壤细菌」散布到野外，将严重削弱土壤提供植物生长的能力（注33a），其可能引起的灾祸可想而知。
水和空气也容易为基因工程改造的滤过性病原体与细菌所毒害。
以基因工程培育出新型抗除草剂的作物，将导致化学除草剂用量的增加而影响环境。孟山都（Monsanto）等主要的国际化学、制药、农产企业，将它们未